宏觀經濟的不平衡，同“松”、“緊”不公平的土地財政密切相關。而最終表現在房地產問題上，就會是國內居住類地價的不斷高漲。
11月5日，圍繞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問題，周小川指出，對于如何防范資本流入國內，重點在于宏觀經濟保持平衡。而要保持宏觀經濟的平衡與安全，當前亟須解決松緊不當的土地財政問題。
廣義的土地財政，應包含三個內容：一是與土地相關的有關稅收；二是與土地相關的政府非稅收收入，主要是土地出讓金；三是政府土地抵押的融資所得。三者中，占大頭的是土地融資所得，如果忽視了這一塊而奢談土地財政，可說是“撿了芝麻丟了西瓜”，進而放松對土地財政“寅吃卯糧”風險程度的警惕。
2009年，全國稅收總收入59514.70億元，土地出讓收入1.6萬億元；而截至2009年6月末，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.66萬億元，這主要是以政府所擁有的土地作質押進行融資的。
土地財政的“寅吃卯糧”，同松緊不當的土地財政政策不無關系。土地財政的最大癥結，在于土地財政的內外不公平，而其不公平的根源，則在于以GDP（國內生產總值）為綱指導思想下的對不同用途的建設用地實行不同的定價機制。
根據全國城市地價監測組的報告，2009年，全國地價水平值以商業用地最高，為每平方米4712元，居住用地次之，為每平方米3824元，工業用地最低，僅為每平方米597元。從這組地價數據可以明顯看出，對于不同用途的建設用地，實行的是不同的土地財政政策，對工業用地“松”，而對商業用地和居住用地則“緊”。
而2009年土地財政政策的這種松緊不公平情況，相比以往來說，還是有了相當的改善的。這是因為工業用地已經全面招拍掛，且工業用地的地價已有了明顯的提高。
事實上，商業用地最終主要是為國內消費者服務的，而居住用地最終主要是被國人所購買的，因此，對商業用地和居住用地，實行“緊”的土地財政政策，受損的是國內民眾，受到打壓的是內需。而工業用地其最終是為國內、國外市場服務的，國內民眾雖享受了“松”的土地財政優惠，但由于其受損于商業用地和居住用地“緊”的土地財政，這種松緊不公平的土地財政，在外向型經濟轉型為內需經濟之前，最終得益的多是國外的消費者。
土地財政的不公平，實際上起到了一種國與國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的作用，再加出口退稅和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，這些政策合力筑就了我國第一條對外輸送國民財富的“渠道”。
消費、投資、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，在內需不振的情況下，經濟增長就不得不倚重于投資、出口的拉動。投資的沖動和欲望，屢屢造成宏觀經濟的過熱；出口的惡性競爭，最終陷入增產不增收乃至賠本賺吆喝的“悲慘式增長”中。這又筑就了我國第二條對外輸送國民財富的“渠道”。
犧牲國民財富而帶來的源源不斷的貿易順差，為我國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外匯。在聯系匯率制度安排下，2001年起我國通過外匯占款渠道被動投放基礎貨幣的規模越來越大，外匯占款最終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。
我國外匯儲備1978年為1.67億美元，1996年突破千億美元大關，2001年起進入大幅增長階段，十年間，從2001年末的2121億美元迅速增長至2010年9月末的26483億美元。這其中，美元資產占比超六成，而且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。
相應地，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大大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，2009年我國實體經濟僅為美國的113多一點，但廣義貨幣卻高出美國近5%。我國民眾已獲得的財富，因人民幣超發導致的通貨膨脹被剝奪。
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，必然帶來美元貶值。憑借國際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的強勢地位，美國不但征收了鑄幣稅，而且美元貶值更是財富從債權人向債務人的大轉移。
國際貨幣體系和我國的聯系匯率制度，又筑就了我國第三條對外輸送國民財富的“渠道”，而這條“渠道”的源頭，卻正是內外有別的不公平的土地財政等。
宏觀經濟的不平衡，同松緊不公平的土地財政密切相關，這務必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。（章林曉/文）
